中国画素来被称为“无声之诗”。水墨人物画更是讲究意在笔先，神形兼备。写意不仅要表现对象的形态，更注重画家主观的意会、表达，尤重随机性的发挥。近年来，许多学者意识到中国艺术的文化立场在于，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精神之气息，尊重亘古以来中华文化坦荡心怀的君子之风。之于中国画，这一精神便是写意精神。写意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逻辑场，是中国古典艺术一个独特而持续的美学象征。对写意精神的追求，无疑成为当今艺术家发自内心的向往，亦是一个亟待探寻的课题。

　　关于写意精神的探讨和提倡，从新世纪初以来，在艺术理论界就从未停止过。诸多学者、艺术家对写意艺术的概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阐释。讨论了写意艺术的境界问题，书写性、文化状态、社会场域，人格人品的修养、个性的塑造，特别是诗性的培育。（刘曦林《写意与写意精神》）“诗画本一律。”（宋·苏轼）“故人论诗曰‘诗罢有余地’，谓言简而意无穷也。……画之简者类似。”（明·恽寿平《南田画跋》）从古至今，文艺理论中关于诗画之间相辅相成关系的论述不胜枚举。“立象而得意”，“得意而忘言”，“得意而忘形”；徐复观在《中国艺术精神》一书中指出中国艺术之精神是庄子的精神。形而上的哲学理念并不遥远，象、意、言、形之间互为关照。中国传统艺术对待人与自然的态度，偏重于由内向外的表现自然。写意精神体现为在立象之时，领会其深意，不拘泥于象，而更重于对主体内心的追寻，忘言，忘形，由内向外地表现对象的本性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客体被主体重新建构了，这种建构并不脱离于客体，而是基于客体的一种诗性演绎，从而产生出富有创造力的艺术作品。这是一种艺术创作的理想状态，一场可遇不可求的追寻。

　　诗性思维区别于日常思维，具有悖常性的特征，在诗歌中体现为行文跳脱常规语法习惯，在中国画中则和写意性不谋而合。诗性思维第二个特征在于创造情景交融的境界。想要达到这种主客不分、心物合一的境界，则需借助想象，发挥主观的创造力，求异创新，跳脱窠臼，写“人人笔下所无”（清·袁枚），创造出新的意象和境界。可以说，在作品中彰显写意精神是中国画创作者想要达到的无我之境，而诗性思维则能助艺术家们一臂之力。画因诗的感动力与想象力，意境更富深远。画中的线条和色彩并不比诗人的语言逊色，恰恰是中国画的写意性，那种抽象和随机，化繁为简的哲理气息，更能产生一种包罗万象的雄浑气韵。

　　在近期的《漂移》系列作品中，丁密金找到了诗性思维与写意精神的契合点，观察生活，激发诗性，挥舞笔墨，书写诗意。这一系列作品，集中表现了动态的舞蹈形象，其原型是流行于街头与舞台的“街舞”少年。他本人在谈到创作源头的时候，讲起了儿时飞翔于山野之间的美梦，又谈及了人到中年，有感于城市生活的逼仄与身心的疲累。这样现实与梦境的对比，在将街舞少年绘于纸上的那一刻得到了寄托。“漂移”，是一种舞步，是一个状态，是心灵的回响，是区别于现实的诗化想象。当所见所感付诸于画笔，变成跃然纸上的水墨写意人物画，便创造了一个陌生化于现实的诗意之境。

　　“写意”一词实际上包括写意笔墨与写意精神两种所指。（王镛《中国艺术的写意精神》）如果说，创作初期的诗心只是产生优秀写意作品的第一步，那么不可或缺的，在于如何通过笔墨、造型、构图、技法等等去绘画诗心。在丁密金的这一批画作中，虚化的块状背景，夸张变形的人物面部，没骨的皮肤肌理，淡墨与柔和色彩的冲撞，苍劲浓墨“写”出的运动态势，创造了独具现代感的视觉形象，使整个画面具有极大的冲击力。与上一阶段的创作不同的是，《漂移》系列作品，在画面上做了一些“减法”，简化了背景，玻璃幕墙、天幕烟云等不再具象化，而是大胆地运用留白、块状墨块的自由组合，营造一种跳脱实际的意象空间。律动中的人物，也并没有确定的空间上的“天”“地”之分，一幅画可以调转180°，甚至360°来看。这种空间上的打破，一方面是基于街舞舞步中一些诸如倒立、绕环、波浪扭动等动作本身的空间颠覆；另一方面只有绘画的陌生化，才能真正做到空间上的错位与超越。这些“简”有助于凸显舞动的人物形象，也使画面的整体构成感更加强烈，更具有现代艺术的超现实性。不同于古诗工整的格律讲究，丁密金的画作更像是一曲恣意悠然的现代诗，随着时代的脉搏律动，有着显着的时代特征，引发被城市生活包围的人们的共鸣。

　　而在《太空漫步》、《飞天》等作品中，丁密金又将街头的舞者与古老的“飞天”神女拼接在一起，让他们在以苍茫穹宇为背景的画面中，来一场穿越时空的相遇。这类作品的画面更为丰富，水墨传统的那种冲融高远的飘逸遁世气息，在这样一个“太空梦”中得到了新的寄托。我们在欣赏这一系列作品时，一方面感叹着艺术家发掘现实、追寻内心的敏锐感受力和神奇想象力；另一方面也惊喜于“水墨”这一古老艺术形式，仍然能表达当代人类的共同情感。甚至可以说，“水墨”的表现力与感召力长久以来被低估了，水墨人物画的问题不在于它是不是一种旧的材料，而在于如何运用它来创造新的属于时代的意象空间，如何使水墨具有现代性。

　　意象的情味与笔墨本身的韵致，是心性之流淌，心性的诗化使得意象有了上升到美学高度的可能。真正的中国画经典既有笔墨技法又兼意境高度，在继承中国画的写意传统的前提下，不懈探索，意图创造出鲜明的艺术风貌，拓宽笔法、墨法的表现力，应是当今中国画创作者们所追寻的目标，亦是丁密金数十年在水墨人物画创作中所践行的。他的水墨人物画实践，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某一特质，即拥抱一种人本的、主体化的生命艺术。主体化的艺术表达的价值，在于个人以感觉的、经验的、生命阐释的方式，来承载其后代表着的政治的、道德的、文化的各种社会命题，并把它们具体化、表征化。从而，将水墨人物画从形态风格学层面，提升到一种视觉文化哲学的层面。与此同时，运用“水墨”这一亟待重构的艺术语言，就是要将其介入当代生活，水墨技法与审美模式也需要符合当代人们的经验感知，追求水墨的现代性。写意性是中国绘画的一个美学传统，一种美学意识，一种美学心理，一个美学概念。“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，笔锋下决出生活，尺幅上换去毛骨，混沌里放出光明，纵使笔不笔，墨不墨，画不画，自有我在。”（清·石涛《石涛画语录·絪緼章》）诗性与写意精神的融合，是优秀艺术作品的必要因素。从丁密金的画作中，可以感受到艺术家对于写意笔墨与写意精神的孜孜追求。从其创作体验中，亦可以领悟到优秀艺术作品的产生，在于勿忘初心，陶养诗心，从而达到“手心两忘，技道合一”之境。

丁珂文，北京语言大学，文艺学博士研究生